在我國現實情況下，既不可能實行教授治校，也不能兌現校長治校，核心問題涉及政治體制改革，在大學中黨領導一切的做法，無論是對發揮校長的作用或是繁榮學術，都是有害的。因此，必須改革，實行黨政分開。比如汪暉事件爆發已這么久，清華大學本來有足夠的時間查清事實真相，卻久久沒有組織調查，這無論如何都是不正常的。孰是孰非，絕不能靠批汪和挺汪的人數之眾，而只能依靠事實。

　　過去發生在另一所大學的學術抄襲，群眾紛紛要求身為院士的學術委員會主任調查，但他卻說:“沒有黨委的指示，我不能調查。”這就說明，學術委員會的權力受到了掣肘，也就是說，學術腐敗涉案人員，受到了錯綜復雜的關系網的保護，所以清查腐敗就進行不下去。因此，無論是清查經濟腐敗或是學術腐敗，都必須建立獨立的檢察委員會，秉持“只認得真理而不認得利害”的大無畏精神。

　　記者:不少學者言必稱西南聯大。您認為西南聯大的辦學經驗對于今日的大學校長會有哪些啟示?

　　劉道玉:西南聯大是我國高等教育史上最成功的典范，也成了絕唱，其教訓十分深刻。既然西南聯大辦得如此成功，那為什么沒有繼承和發揚它的大學精神呢?主要是兩個原因:首先是在革命的名義下，把包括西南聯大在內解放前的東西，一律斥之為封資修的思想，一概予以否定，這種思想即使現在也不能說完全消除了;其次是自上世紀90年代后，我國高教領域的“三大主義”惡性膨脹，即實用主義、形式主義和官本位主義，它們完全替代了聯大的辦學理念，致使冒進、浮夸、瞎指揮、造假、貪大求全和相互攀比之風盛極一時，從而使我國高等教育問題頻仍。

　　我國大學的辦學者普遍存在葉公好龍的思想，一些人喋喋不休地高喊改革、創新，但只打雷，不下雨;天天喊要建世界一流大學，但那些一流大學的經驗又拒絕學習;口頭上都贊揚西南聯大的成功，但又不愿按照它的大學精神和理念去做。

　　不避刀俎，為教育改革吶喊。

　　記者:您有不少學生都是在教育部或者大學任職的，他們怎么看您對中國大學的激烈批評?

　　劉道玉:近年來，我發表過許多教育評論和訪談，說是批評也好，或是炮轟也好。但是，我既無意取悅誰，也絕不想傷害誰，只想根據教育規律，說自己想說的話，僅此而已。當然，我知道自己發表的某些看法，肯定會引起在位的某些領導者的不快，目前我還沒有明顯地感受到壓力和麻煩。

　　但是，遭受不公平的事是有的，如我該享受的待遇被剝奪了，我應該參加的活動不被通知，學校也一直在致力于“淡化”劉道玉的影響或“去劉道玉化”。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，基層的干部和廣大群眾，對我十分友善，在他們權限內幫我解決了不少困難，我衷心地感謝他們。

　　一個人的志趣、個性、信仰和價值觀一旦形成，那是很難改變的。為了堅持真理，我不顧個人利害。為了堅持自己的信仰，我不避刀俎，永遠做一個真實的自我，依然不停地為教育改革而吶喊!